本报记者  许惟一

　　施普林格·自然集团（Springer Nature）是全球领先的科学与教育出版机构，教育出版是其三大业务之一，该业务旗下的麦克米伦教育（Macmillan Education）为全球教师和学生出版优质的语言学习资料和教程。此外，施普林格·自然还通过旗下的施普林格、帕尔格雷夫·麦克米伦等品牌，出版各个学科领域的教科书，以及教育研究方面的学术图书和期刊。施普林格·自然始终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（SDG）中的“优质教育”目标，并出版相关内容。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施普林格·自然发挥技术优势和责任意识，为科研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创新性服务，为教育出版工作带来活力。

　　多年来，施普林格·自然与高等教育出版社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（“以下简称”外研社”）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中国出版机构展开深入合作，推动一批优质教育类图书出版，服务中国和世界的科研与教育事业。施普林格·自然发起设立“中国新发展图书奖”也关注教育领域，每年都有中国作者相关图书获奖。施普林格·自然全球图书业务总裁汤恩平表示，集团持续深化与中国出版机构的合作，将更多优秀中国学术著作推向世界，有力支持了中国出版业“走出去”的发展战略。本报邀请汤恩平，探讨数智化时代教育出版新前景。

　　记者：目前教育出版业务在施普林格·自然的占比大概是多少？请您介绍一下总体发展情况。

　　汤恩平：施普林格·自然是一家领先的科研、职业和健康内容出版机构，也是领先的教育内容出版机构。我们的教育出版涉及三方面。首先，教育部门是我们的三大业务部门之一，主要由麦克米伦教育这个拥有180多年历史传承的品牌构成，着力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料。2023年，我们教育部门新增86个教科书系列，总共支持全球3000多万学习者。2002年，麦克米伦和外研社联合出版了《英语》（新标准）系列教材，覆盖从幼儿园到大学各阶段读者的英语学习。

　　其次，从广义角度来讲，在我们的科研业务部门之下，施普林格·自然通过施普林格和帕尔格雷夫·麦克米伦两个附属品牌，出版各类教科书，涵盖所有科学、技术、医学和人文社科领域。我们出版的教科书系列涵盖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使用的教程，以及面向专业人士的教程，囊括了一系列研究课题。过去4年，施普林格·自然的教科书种类每年增长10%，充分体现了教育出版在我们业务中的重要地位。

　　最后，施普林格·自然还出版了许多有关教育科研方面的图书和期刊。

　　记者：近年来，施普林格·自然联手中国出版机构打造了一批教育出版精品图书。请您谈一谈集团打造优质教育出版物的思路是什么？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和成果？

　　汤恩平：研究和学习是人类进步的基石。因此，施普林格·自然致力于为研究人员、教育工作者、临床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提供值得信赖的知识，以实现“开启发现之门”的使命。

　　我们认为，施普林格·自然能为行业带来的最积极影响，来自于出版的优质内容，利用这些可以传播的知识，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我们出版的内容涵盖了所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，其中优质教育（为SDG第4个目标）是我们重点关注的5个SDG目标之一，因为该目标对于其他16个目标的达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作为服务于教师、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资源和内容出版机构，我们坚信所有研究、进步和发展都必须以教育为出发点。

　　为实现这一使命，施普林格·自然与各界，包括与全球各地的教育界。我们在出版教科书和其他学习材料方面拥有百年经验，以此为指引，我们认为优秀的教科书需要目标清晰，明确受众范围，需要配有适合相关受众的教学元素，也需要相关学科最优秀的作者。最近，我们在教科书中添加了许多辅助性教学材料，如问答或数字抽认卡，尽可能地便于学生使用教科书进行学习。

　　记者：施普林格·自然与中国出版机构在教育出版合作交流方面的探索和经验颇深。请您谈一谈近年来在教育出版合作方面独特的模式和路径？

　　汤恩平：我们与中国出版机构的合作包括图书和期刊，涉及几乎所有学科。在图书出版方面，施普林格·自然与中国出版机构的合作历史悠久，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。这些合作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诸如《Dubbel机械工程手册》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》等各领域标志性文献资料，供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使用，还将很多中国优秀图书传播到海外，有力支持了中国出版业“走出去”的发展战略。目前，我们已与中国近百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，其中近1/3是大学出版社和教育类出版社。施普林格·自然自2019年发起设立“中国新发展图书奖”，每年都会有教育领域的图书荣获这一奖项。

　　同时，施普林格·自然还是中国提升科学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合作伙伴，与我们进行期刊合作的出版社中有很多大学出版社和教育类出版社。今年初，我们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宣布合作出版第14种学术期刊《数字教育前沿》（英文），此前合作出版的学术期刊覆盖了物理、机械工程、计算机、能源、环境科学和医学等学科领域。此外，双方还在过去10年合作出版了近60种图书，涉及教育学、历史、数学，以及多个自然科学及工程研究领域。

　　记者：您认为在教育出版领域，目前国际出版环境和需求较以往有哪些变化？中国出版企业在对外合作方面有哪些挑战和机遇？

　　汤恩平：过去10年，教育出版业经历了巨大变化，目前仍处在转型中。数字化为教育出版机构带来了业务模式的巨大变化，尤其是本科教科书。例如，数字化为提升读者学习体验提供了机遇，但也带来重大风险，如抄袭、侵犯版权等。同时，人工智能技术让高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反思其组织学生考试的方法，这也必然会对出版商教科书和教学材料的出版工作产生影响。因此，教育出版业将持续变化，其终点是开放式的。不过，我们坚信，学习永远需要全新的、高质量的内容，只要科学研究取得实质上的进展，就会有人在学习中需要这些知识。当下的出版环境要求出版企业具备极强的适应性，但读者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始终是不变的。

　　记者：随着以AI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发展，出版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施普林格·自然是如何利用新技术更好赋能教育出版的？

　　汤恩平：我们对AI和机器学习并不陌生，因为我们使用AI已有超过10年时间。我们试行了很多令人振奋的项目，如自动翻译，这能够让科学家更广泛地分享他们的研究。我们创建由计算机生成的图书已超过5年之久，另外还用计算机自动生成文献综述、使用AI工具解决研究诚信问题等。

　　在考虑AI技术带来新机遇的同时，我们也在思考与之相随的风险。作为学术记录的守护者，施普林格·自然建立了全新的AI治理方法，确保我们能够负责任地、合乎道德地使用AI技术。为此，我们设定了一些共同原则，包括责任、公平、数据隐私、风险管理和透明度。

　　施普林格·自然拥有各个科学领域的专家，以及编辑、出版人、合规和风险管理团队，他们共同致力确保我们在开发和采用新技术时使用恰当的方法。归根结底，在AI的发展和应用过程中，人类需要参与其中，并处于主导地位。

　　记者：对于施普林格·自然而言，未来教育出版的发展方向是什么？与中国出版机构有哪些合作前景？

　　汤恩平：我预期学术出版会有三大趋势，这也将体现在教育出版中。

　　首先，出版业将向数字内容和数字业务模式不断转变，但同时实体图书不会消失。未来将会有更多纸质书与数字媒介增强功能巧妙结合，以支持学习者进行学习。

　　其次，学习者的阅读和学习将向个性化方向发展。通过使用计算机生成的内容、自动翻译，以及其他形式的数字增强工具，学习资料会变得比以往更加个性化——这将是优质教育所需要的。

　　最后，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，一方面是快速廉价的、由计算机生成的内容材料，另一方面是准确的、经过检验的学术材料，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取得平衡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学术出版机构已做好充分准备，我们有机会开发比以前更好的产品，服务比以前需要学习更多知识的学生。

　　在这一发展旅程中，我们很高兴能与有相同愿景的中国出版机构和高校合作，携手共创教育出版更美好的未来。